强制性披露：国际关系中公共情报披露的武器化 | 国政学人

强制性披露：

国际关系中公共情报披露的武器化

作者：Ofek Riemer，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候选人；Daniel Sobelman，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

来源：Ofek Riemer and Daniel Sobelman, “Coercive Disclosure: The Weaponization of Public Intelligence Revel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44, No.2, 2023, pp.276-307.

导读

文章的研究问题是：情报能否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强制工具？传统的胁迫手段主要涉及军事和经济方式，但本文认为故意公开披露情报也是一种胁迫手段。情报可以用来威胁对手，减少他们的自由度，并迫使他们调整计划和行动。此外，情报披露也可用于动员国内和国际观众。尽管如此，对于坚定的对手或能够抵御公众和国际压力的目标，强制性披露可能失败或部分成功。为了证明强制性披露的运作效力，文章分析了2017年以来以色列反对黎巴嫩真主党导弹制造计划，以及土耳其在2018年卡舒吉被暗杀后对沙特阿拉伯和美国实施的胁迫活动。

引言

把机密情报的披露作为外交政策工具正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现象。文章分析了有目的的、国家授权的情报披露现象。无论是隐含的还是明确的，这种披露都是国家精心策划的结果，即利用其认为可靠的情报信息，来重塑他国的战略计算、可用选择和外在行为。本文发现，国家可以把情报作为胁迫性工具，通过公开披露情报或发出意图这样做的信号，来利用其他行为体的弱点，缩小它们的活动空间，对它们施加制约，从而操纵它们的行为。具体来说，强制性披露可以实现三个目标：1.通过干扰对手的行动，迫使它们转移资源并适应秘密被曝光的事实，从而阻止对手实现战略战术目标；2.通过动员国内选民对目标施加间接压力，从而在政治上削弱对手或扩大自身影响；3.使披露者能够建立一个连贯叙事，并说服其他国际行为体进行干预，来迫使对手屈服。

强制性情报披露的概念化操作

强制/胁迫（coercive）指的是让另一个行为体做它不想做的事情。强制的两种主要形式是威慑（deterrence）和威逼（compellence）。威慑旨在防止负面行动并维持现状，而威逼则旨在逼迫停止行动并恢复原状。在不涉及战争的情况下，“威逼”通常可以等同于“强制外交”或“胁迫外交”（Coercive diplomacy）。强制外交包括威胁，必要时以可控的、有限的甚至象征性的方式使用武力，其目的是在不开战的情况下操纵对手的行为。

文章将情报披露作为胁迫外交的一种形式。在和平时期，用情报发出信号能获得更多的信息和更有效的默许。此外，作为强制外交的一种工具，情报披露给对手造成的代价不仅包括物质损失，还有政治影响和战略自由度，从而迫使对手在更窄的范围内做出选择。然而，情报披露也会损害胁迫者自身的情报收集能力，以及造成进退两难的困境。

（一）克服“披露困境”

披露情报往往成本高昂，因为这总是需要放弃国家机密。但情报收集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作为服务政策的一种工具，可以用来积极塑造其他行为体的意图和可用选择。平衡情报披露的收益和运营成本的需要造成了“披露困境”。为了部分克服这一障碍，各国会选择性地与亲密盟友或可信赖的国际组织共享信息。情报披露的另一个风险源于错误情报的普遍存在。错误情报会损害披露者的信誉，并使其他人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不信任披露者。在意图防止不必要行为的情况下，披露情报确实可以劝阻对手采取不必要的行动，但各种观众也可能会怀疑对手是否曾打算采取行动，或者披露者是否做出了虚假声明。换言之，情报披露的成功可能会给披露者带来不利的影响。

各国会在两种情况下披露情报，一是当一个国家未能私下影响其对手，但出于规避风险的考量又不愿使用军事手段时；二是当一个国家认为第三方更有能力利用自己对目标的影响力，且公开披露情报可能会激励甚至迫使其进行干预时。

（二）秘密的强制力

文章提出三种秘密在国际关系中尤为重要：行动秘密（Operational secrets）、政治秘密（Political secrets）和国际秘密（International secrets）。

行动秘密是旨在保护安全实体，包括国家军队、安全机构和非国家暴力行为体（VNSA）免受攻击，并使其保持军事优势的秘密，包括军事行动计划、军事和情报能力等。政治秘密是指政府为了制定外交政策或创造战略行动空间而对国内民众隐瞒的秘密，或者仅仅是为了保护行政部门免于为其无能、卑鄙、愚蠢、错误和罪行承担责任。国际秘密往往反映了刻意隐瞒或忽视的违反国际规范和制度的行为。

（三）强制性披露策略

披露者仍然需要平衡数量和质量，并平衡预期收益和对情报资源的潜在损害。虽然大规模的情报披露可能更具影响力，但它可能会给披露者本身带来政治和运营成本。如果披露情报让对手没有遵守的余地，或者引起人们对披露者监视方法的关注，也可能适得其反。披露者可能需要有执行力，才能将情报尽可能广泛地传播给受众，并扩大披露效果。

情报威胁表明了披露者对对手行动的不满，并警告对手要进一步披露情报。这包括：1.从可有可无的廉价来源（如公开来源或卫星图像）搜集情报，到需要投入大量时间、金钱、人力和技术资源搜集情报；2.披露部分情报，或发表仅暗示决定性证据的隐含声明，或完全披露情报；3.通过否认情报披露，来使披露者能够保持自由，避免政治或军事上的反弹。

更高级别的强制性披露是情报的示范性使用（Demonstrative use of information），即有限的、象征性的情报披露，让对手大致了解披露者掌握情报的质量和潜在数量。如果对手仍然不为所动，披露者就可以采取“有限使用情报”，即逐步披露具体证据，或打乱对手的某些计划、行动，或随着越来越接近全面披露时将其卷入政治。最终，就像战时攻击对手“心脏”一样，决定性的情报打击指的是披露一些令人信服、不可否认的证据，以缩小或消除对手的行动空间，并使其丧失抵赖的能力。

表1 强制性披露的概念化

文章认为，一个国家将对手秘密武器化的目标是：1.挫败其行动并阻止其挑战现状；2.破坏其国内政治环境的稳定3.诱使强大的行为体对其进行外部干预。

案例一：以色列和真主党在黎巴嫩生产精确制导导弹

2006 年以色列与真主党爆发黎巴嫩战争后，以色列向真主党亮明了红线：不会容忍真主党获取先进的“打破平衡”的武器。由于以色列不敢直接打击黎巴嫩领土，因此，伊朗和真主党决定将精确制导导弹（Precision-guided missiles）的生产基地迁往黎巴嫩。在几乎没有不冒战争风险的政策选择的情况下，以色列开始了一场旨在威慑真主党并防止其向以色列展示精确制导导弹储备的强制行动，这一行动几乎完全依赖于情报披露。

（一）情报威胁

真主党“精确项目”的首个公开迹象是科威特日报Al-Jarida的一次可能源于以色列的情报披露。这种有限的情报披露旨在向伊朗和真主党发出信号，表明他们的计划已被识破。随后，以色列国防军情报局局长、总理、国防部长、国防军总司令和参谋长均在公开场合警告对方，并一度使伊朗考虑将这些设施迁往叙利亚。但这种影响是短暂的，2018年1月，伊朗恢复了在黎巴嫩建立武器制造设施。

（二）情报的示范性使用

2018年9月27日，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指出了真主党用于“将不准确的射弹转化为精确制导导弹”的三个具体地点。这一有限的、堪称典范但有质量的情报披露说明了以色列对该项目的情报渗透能力，表达了以色列要求对方关闭生产基地的立场，还意味着向国际社会传达对方违反国际规则的信号。几天后，黎巴嫩政府召集了几十名外国使节，进行了黎巴嫩外交部长所说的 “反外交活动”，以色列情报部门则宣称“这些地点已被清除”。这表明以色列行动的有效性。

（三）有限使用情报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以色列披露了生产基地的情报，而后透露这些基地不得不搬迁到新的地区，再又披露有关新的生产基地的情报。在贝鲁特港发生硝酸铵大爆炸的背景下，内塔尼亚胡再次提到位于贝鲁特Jnah社区的“导弹工厂”，并试图让真主党大本营Jnah的居民反对该组织。2021年，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军官承认真主党已经获得了几十枚精确制导导弹，尽管据信这些导弹是从伊朗被运来的，并在黎巴嫩组装，而不是在那里制造。真主党也首次承认，它一直在制造精确制导导弹。虽然以色列披露的情报很可能破坏了“精确项目”，但并没有产生足够的压力，使伊朗和真主党重新评估或放弃这一计划。

案例二：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美国和贾马尔·卡舒吉的谋杀案

2018年10月2日，《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沙特异见记者贾马尔·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在沙特驻土耳其领事馆失踪。土耳其虽然掌握了有关卡舒吉被谋杀的具体情报，但并没有公布全部情报进行决定性打击，而是针对沙特和美国发动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强制性披露行动。

（一）情报威胁

在卡舒吉失踪后的几天里，针对沙美两国的声明，土耳其首次发出情报威胁。埃尔多安总统的顾问亚辛·阿克塔伊 (Yasin Aktay) 表示，“有具体信息，这不会一直是一个悬案。”当天，《纽约时报》报道，土耳其调查人员“相信”卡舒吉“在沙特领事馆内遇害”。然而，利雅得以及安卡拉的记者都怀疑土耳其是否真正掌握了确凿证据。但事后证明，土耳其一直掌握着有关谋杀的可靠情报。

（二）情报的示范性使用

土耳其试图在不牺牲其情报资产的情况下让沙特招供，而沙特则试图衡量土耳其情报的可信度、讨价还价的能力、以及是否准备承认它一直在密切监视一个外国外交使团。沙特最初的做法是质疑证据的存在，这促使土耳其提供了部分证据。卡舒吉失踪一周后，也就是土耳其最初发出信息威胁的三天后，美国媒体援引身份不明的土耳其安全官员称，卡舒吉在进入领事馆的两小时内就被杀害了。同时，监控录像、疑似暗杀小组成员名单被公布。几天后，土耳其媒体和当地官员暗示，土耳其有谋杀案的音频甚至视频记录。

土耳其披露的情报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应，导致两党要求特朗普总统调查此案并制裁沙特官员。但特朗普并没有承诺放弃与沙特之间的军火交易，沙特也坚持否认态度。面对美沙两国的挑衅，土耳其开始了下一阶段的披露行动。

（三）有限使用情报

一开始，土耳其通过披露更多情报，但又避免披露确凿证据来对美沙进行胁迫性的讨价还价。2018年10月21日，土耳其指出沙特的合作期限为48小时，一些欧洲国家也与土耳其一起否定了沙特的最新版本，再次迫使沙特更新他们的叙述，并朝着一个真实的版本迈进。为了对美国施加压力，埃尔多安声称现有情报“表明这是一起绝对有预谋的行动”，土耳其情报部门还向美国中情局局长播放了卡舒吉遇害的录音资料，并将其披露给了土耳其媒体。最终，这些行动取得了成效：美国解除了对土耳其两名部长的制裁并给予土耳其豁免美国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土耳其外交部长将特朗普的声明解读为“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结论

强制性信息披露可以促进各种目标的实现。首先，它可以给对手设置障碍，从而使其难以或无法实现战略目标；其次，它可以通过动员国内支持者向对手施压，从而在政治上削弱对手；最后，它可以使披露者形成一个连贯叙事，说服其他行为体加入进来，迫使对手屈服。

虽然情报披露可以促进各种目标，但政策不能完全依赖这种做法。对手可以想方设法绕过情报，将披露者的收益降到最低。同时，它也会带来潜在的成本，包括给从事情报披露的国家带来重大的长期声誉损失。

文章为强制外交理论提供了新的补充，但不足在于：未考虑到强制性信息披露的成效必须要建立在情报对国家足够重要的基础上，当对手认为情报所涉及的问题对其国家安全无关紧要时，强制性情报披露充其量只能产生有限影响。同时，未来研究还可以适当关注其他的情报披露类型，如意外因素导致的情报泄露、国家被迫披露的情报；非国家行为体发起的情报披露等。

词汇积累

强制外交/胁迫外交

Coercive diplomacy

威慑

Deterrence 

威逼

Compellence

非国家暴力行为体

Violent non-state actors, VNSA

精确制导导弹

Precision-guided missiles

译者：李航，国政学人编译员，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安全与大国战略。

校对 | 李美欣 唐一尧

审核 | 李源

排版 | 叶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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